梦舞壶流河畔（上）

桑农

我与北京市朝阳区舞蹈家协会主席方伯年在一起时，他经常向我讲述：

我于1936年4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我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着腰鼓、扭着秧歌、欢庆全国各地解放时爱上了舞蹈表演艺术。1950年8月，十四岁的我考上了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成为一名攻读戏剧表演的中专生。在校期间，我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课程》和《布莱希特的戏剧表演理论》，这两种不同的表演体系在我跨入舞蹈的门槛之前，为我打下了良好的表演基础。1952年10月，中戏附属歌舞剧院到我们学校招生，说是培养未来舞剧演员，没想到我幸运地被选中了。巧合的是，同年上海教委进行教改，把“行知艺校”的戏剧、音乐、美术三个专业分别合并到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的预科班，经过考核我又有幸被上海戏剧学院择优录取了。走还是留？我一时难以抉择。最后我还是选择“到首都北京去”！

1953年5月，中戏附属歌舞剧院进行了重组，戴爱莲先生带领部分演员成立了“中央歌舞团”，其他人就和两个歌剧团、两个大乐团（交响、民乐）等一起成立了“中央实验歌剧院”，首任院长是周巍峙。作为国家文艺创作的重点院团，其历史发展和创作理念，往往都体现着中央的“顶层设计”。记得在一次会议中，周院长对大家说：“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实验’两个字是周总理加上的。当时总理为什么要给我们加‘实验’两个字？从这一点就可以明确看出，总理的思想很解放，就是要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怕走弯路，甚至犯点错误都没有关系。当前的重点在于让大家放开思想，大胆实践创新，从而实现未来歌剧舞剧院繁荣发展的最终目标。”

当时歌剧一团已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广受群众欢迎的剧目，歌剧二团也正在筹备排练《茶花女》《奥涅金》等，而民族舞剧还八字没一撇呢！怎么办？按照中央的精神，必须先从培养演员开始，基本指导方针是要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牢牢地“坐”在民族的基础上，一手伸向民间，一手借鉴西洋，因此古典舞和芭蕾舞就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古典舞”当时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只有戏曲舞蹈，所以剧院请来了著名昆曲大师韩世昌、侯永奎、白云生、马祥麟等前辈给我们传授戏曲舞蹈基础知识。芭蕾舞由俄罗斯舞蹈家索柯尔斯基、伊佐夫斯基和巴兰诺娃轮番上课。“古典舞”我是跟随昆曲大师尚派武生侯永奎老师练功学戏，每天早功是“拿大顶下大腰、踢腿劈叉毯子功、刀枪把子棍儿花”，身段课是趟马、走边、大起霸等。当我们有了一定基础时，侯老师就教我们《林冲夜奔》《夜巡》《挑滑车》，几乎完全按照戏曲模式口传身教来训练。我们还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选修民族民间舞和现代舞。

不久后，在院领导的筹划下，舞蹈团抽调少部分演员在王萍、游惠海、郑宝云等编导老师带领下组建了“舞剧实验小组”，我有幸成为该小组的成员之一。我们又一次在“一手伸向民间、一手借鉴西洋”中开始了舞剧创作的探索。就这样，我们跟着老师们摸爬滚打搞出了三个小舞剧：“郑宝云老师的《盗仙草》、游惠海老师的《碧莲池畔》和王萍老师的《刘海戏金蟾》。”这三个小舞剧都选取了老百姓非常熟悉的故事来改编演绎，目的就是让百姓都能看懂。我在《盗仙草》中扮演了慈祥的南极仙翁，在《碧莲池畔》中扮演了为牛郎织女牵线搭桥的金牛星。三个小舞剧正好赶上1956年春季的全国舞蹈展演，没想到首演就大获成功，被专家学者们称誉为探索民族舞剧的“头三脚”，三个小舞剧的成功给舞剧团的成立奠定了扎实基础，同年10月文化部宣布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舞剧团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前身）正式成立。

1965年6月至9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在全国上映后观众更是喜欢。第二年春天，我们按照上级要求，放下心爱的舞蹈艺术，和工作组一起前往河北邢台。到那里第二天，邢台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改编成了赈灾救援队。灾情缓解后，我们按照上级指示返回北京，一下火车，我们看到火车站有许多红旗和标语，从此我们舞剧团进驻了部队。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70年5月20日早上，军代表把我们召集到会议室，向我们严肃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在座的所有人散会后立马上车。”当时具体去哪里也不知道，我们乘坐的车子一直开向西北。过八达岭后，我们沿着一条大河继续西行。大约下午三点钟，我们到达了一座小山脚下，山顶上有座古城堡，具体什么年代的城堡我们不知道。我们开进了一个即将废弃的部队大院，住的是破旧的土坯平房，一间大屋子南北两排土炕。

生活方面，虽然从北京出发时我们带着单位的炊事员，但是到部队后管理炊事班的是现役军人，我们严格按照部队伙食标准开饭，部队的饭菜我们开始很不习惯，但是只能慢慢适应。训练方面，从六十五军派来了一名政委，他到任后把我们舞剧团和民乐团分成三个排，排长均是现役军人，每个排分为三个班。

第二年开春，排长带着我们去田地里种稻子。那里的春天比北京来得要晚一些，立春后稻田地里仍然有冰碴。那时候我们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总结：“两层冰，一层水，中间夹着我们的肉大腿。”

稻田地尽头有一条大河，听说那是桑干河的支流，当地人称此为“壶流河”。夏季下雨天，河里涨水时，河水中裹挟着大量泥沙向下游流。不下雨时河水是清澈的，因为部队营房洗澡不方便，所以每到夏季排长就带着我们去河里洗澡。

第三年管得松了一些，快过春节时，我们到山上的西大坪村里买回些炒瓜子、炒蚕豆和炒黄豆。听说蚕豆和黄豆是用壶流河畔的沙土炒的，味道非常好。那时候村里没有超市，我们派去的同志敲农民的门，进院后农民用秤给我们秤，走时农民小声叮嘱：“千万不要声张啊，没经生产队批准，私自买卖东西被抓住后是要坐牢的……”派去的同志回来说，村里用的秤是十六两为一斤的。我们当时说：“管他多少两，买回来能吃就行啦！”

回京后，我听说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在河对面的南洗冀村附近的部队院里住过。另外我又听说，著名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陈紫当年被“借调”到张家口市文化局工作，王昆在数十里外的太师庄军队农场劳动。在那个特殊年代，艺术家们与张家口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