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英:为普通人书写历史

——写在电影剧本《野狐岭》荣获河北省优秀剧本之际

张家口日报   2025-07-03  

张占英近照

野狐岭一景

编者按:我市编剧张占英创作的电影剧本《野狐岭》获评“河北省二〇二四年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入选剧本,也是我市唯一一部入选作品。

在文学的世界里,张占英以一个学者的冷静,观察、审视和思考着,发挥着观念对现实的作用。“用文字的方式祭奠是最长久的祭奠,写在剧本中的感激是至诚之感激。”他这么认为,也这么做了。

张占英以其执着、求真、勤奋多产和充盈的创造力,活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生命范本。

本报记者 郝莹玉

张占英住所的空旷程度不像是作家、学者的家,没有高到天花板的书架、层层叠叠的新旧版书,一应从简。

书桌上,一台电脑、一支铅笔、一支红笔,张占英分别用于写作和校正。

文艺就像接线板,一头连着自己国家的历史,另一头连着现实。

真实事件改编

“这次我创作的电影剧本《野狐岭》能够在全国300多部电影剧本的评议中入选获奖,是我身体力行,探索出一条以普通的、边缘的、底层的视角为那些普通的人们书写历史的道路。”今年75岁的张占英,为人正直,眼神中透着睿智。

电影剧本《野狐岭》根据“坝上小羊倌勇闯日军地雷阵”相关史料创作,塑造了汉族女孩儿枣花和蒙古族牧羊少年郝根的典型性格,通过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经历,充分展现战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并注重对坝上草原和蒙古包浓郁生活气息的描述,从侧面展示出坝上草原的美丽风光和人民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另外,以国民党老兵老丁和八路军战士石柱为代表的中国劳工的拼死反抗,也表现了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民族正气。

《野狐岭》这部电影剧本,是张占英2008年创作的,这也是他第一次写电影剧本,当时是他创作激情最旺盛的时候。同时他还和别人合作,以我市著名的爱国老华侨张述先生的传奇经历为题材,写了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侨心》。已经完成了30集详细的故事梗概,并且还组织召开了一次市里有关专家参加的《侨心》研讨会。

文艺创作的灵感就像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所以一旦出现了灵感,就要抓紧不放。关于创作《野狐岭》电影剧本的起源,是张占英当年做记者的时候,在研究了解张家口历史的过程中,从“张家口文史资料”上偶然看到了一小段文字记载,说是张北野狐岭附近村里的老百姓传说,在他们村口住着一个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羊倌儿,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放羊,也不爱说话,好像个小哑巴似的。但是野狐岭要塞那场战斗打响以后,有人看到这个小羊倌儿赶着羊群向野狐岭要塞日军的地雷阵就趟去了,最后这个小羊倌儿也被炸死了。

“当时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题材,它的背后一定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也可能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所以就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念念不忘。”张占英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文艺创作的最高任务。所以光有这个素材还远远不够,还要高于生活,创编出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提炼出含义深刻的主题。

“这就需要把这个小羊倌儿和日军的野狐岭要塞,还有当年的苏蒙联军在这里和日军的激战,有机地联系起来。”张占英说,把小羊倌赶着羊群蹚雷这个真实事件,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把单纯的个人报仇升华到三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战斗友谊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有矛盾和不同人物性格上的矛盾冲突和激化,揭示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性的扭曲挣扎,撞击裂变和升华。所以,他增加了汉族女孩儿枣花这个主人公,把小羊倌改成了蒙古族。并多了一条辅线,描写了野狐岭要塞里以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老兵老丁和八路军战士石柱,也是枣花的哥哥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在遭到日军大屠杀时,团结一心的殊死抗争。

激荡创意火花

“作为一名业余电影编剧,没有时间的限制,可以努力把作品打磨到最好,所以在创作中遇到的瓶颈都比较容易克服。”张占英说,创作是想要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创作有血有肉的人物,渴望自己的故事转化成影像,但目前依然不敢说自己已经进入编剧行业,应不断地去相互学习。

其实付出肯定伴随着收获,或者说是创作的满足感,他很享受在键盘上敲打文字、激荡创意火花的时刻。

从1993年就开始构思这个故事,虽然中间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决定无论如何也得完成这个作品。于是并通过各种办法收集资料,常常因为一个细节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创作是个艰辛的劳动,同时还要有很深的生活积累。《野狐岭》的故事发生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还有蒙古包,都需要深入生活和学习翻阅大量的资料。

“好在我当兵的时候在内蒙古度过6年,对草原的环境,草原的生活比较熟悉。而且我还曾经深入到蒙古包,和蒙古族的牧民一起生活过,对他们的饮食起居,放马牧羊,包括蒙古包里的环境,还有摆设布置都很熟悉。”张占英坦言,这些都是创作《野狐岭》这部电影剧本的重要生活积累。

张占英热爱文艺创作,长年坚持不懈努力耕耘。他的文艺创作之路是从部队开始的,曾经在部队文艺宣传队当了十年文艺兵。20世纪70年代初,他当兵刚来到文艺宣传队不久,当时部队驻在包头,宣传队的领导特意邀请了包头话剧团的两位专业名编剧来帮助他们创作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话剧,并且抽调张占英来为两位编剧服务。除了沏茶倒水端饭,最主要的就是做记录。他们两个一边表演一边念词儿,张占英一边记录。就这样,他就幸运的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

后来,宣传队专门儿成立了创作班。有六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领导鼓励大家多创作反映部队的火热生活,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作品,创作班的任务就是深入连队体验生活,写兵、演兵,为兵服务。那时候创作班一年就要创作各种不同文艺形式的六七台晚会,每年要演两三百场。可以说非常的繁忙,但是也很受锻炼。

“我当时的创作应该说很有成绩,创作的独幕话剧《高排长的故事》曾荣获原北京军区小戏汇演一等奖,并被《解放军文艺》刊登。”张占英说,后来他又得到了原北京军区著名的剧作家杜峰前辈、著名的诗人、词作家石祥老师;著名的作曲家生茂老师;“战友话剧团”团长兼剧作家翟迎春老师、徐明理老师;著名导演周国启老师等亲切教诲和传帮带,他特别地感谢部队对自己的培养。

1985年,张占英转业到刚成立的张家口市电视台,担任了编导。后来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脱产三年进修了电视剧导演专业。此期间,他如饥似渴的学习钻研国内外戏剧影视理论,买来了老师推荐的所有中外影视理论书籍,刻苦认真的啃读做笔记,同时到国家电影资料馆观摩了大量的外国电影,为自己的文艺创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回来后他作为编剧之一,导演了第一部儿童电视连续剧《赐儿山下的女孩儿》,1992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荣获当年的华北五省市电视剧专业评比儿童电视连续剧一等奖。

“编剧,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走下去。”张占英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每个人都会小有成就。

文学提升人性

“所谓人性的那点事儿,大家不看书,不全知道吗?用得着写小说吗?小说要看怎样提升人性,而不只是看怎样呈现人性。”每一个创作者的表达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张占英觉得,作家应该是敏感的动物。不是对什么作品能获奖的那种敏感,不是他从受众中捕捉到商业风向的那种敏感,而是他对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敏感。

“作为一名张家口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张占英看来,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骄傲。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祖祖辈辈的张家口人,造就了塞外名城张家口非常有特色的文化底蕴和辉煌的历史,这是张家口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的宝贵创作源泉。尤其是明清以来,在这片热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令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作为张家口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文艺形式,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宣传张家口,赞美张家口,讴歌张家口的人民,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的责任。

普通人留下的记录有意义吗?它又能改变什么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就更没有可能性去改变了”“未来不一定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如果没有你投入其中的努力,投入其中的期待和热情,未来就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

历史题材作为如今不被看好的一类题材,拍摄与上映的难度极大。但他认为,没有不好的题材,只有不好的故事,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

“到目前依然觉得‘文学即人学’这个理念是适合我的。”张占英说,既然曾经有一些文学人物影响了自己,希望也能影响其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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