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是经济战线中的最高形式”

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 常忠义

延续张家口银钱业的历史脉络

张家口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曾占有着重要地位，当日本侵略者侵占张家口后，将十余家钱荘银号予以解散，切断了张家口银钱业的历史脉络。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以边区经济发展之所需，适时延脉了张家口的银钱业（金融业）历史进程。

张家口作为边区政府的直属市，市政府在边区银行的政策指导下，于1946年3月26日至7月24日，四个月内在张家口城区内先后成立了六家银号，六家银号以成立时间先后顺序为：晋丰、同兴、永瑞、恒瑞、恒裕晋、福昌。张家口历史上银钱业发达，近代以来堡子里兴隆街曾为“金融街”，而山西人又为商业金融职业圈中的主要力量，无论是在旧有的钱荘票号，还是新式的银行。故此张家口的六家以私人名义成立的银号，各家字号皆以山西职员为主，他们熟悉张家口地方的商业金融业务，其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是保证银号运作的基础。

在六家以私人名号成立的银号中，各家字号的副理为政府所派，以把握一些政策的准确实施。张家口延续了私营银号业务后，与平津等国统区的金融往来汇兑有了正常通顺的渠道。如第一家银号“晋丰”，该字号筹集的准备金为3000万元，1946年4月30日《晋察冀日报》介绍了这家银号的营业状况：从开张到月底，与平津的通汇，汇出者为两千多万，汇入者为三千万，而其中贸易汇款额占百分之七十。此间汇兑数字为边区境内金融市场中所指不足的“外汇”。

六家私人银号是在政府与边区银行的扶持下成立的，在政府颁发的《边区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办法》中，对于银号的营业给予了相关利好政策，以利于银号的成长发展。如：在外汇管理上，（边区）银行只要几种主要出口货物进行结汇，其余归银号办理；代银行买外汇，每元给6厘手续费；银行的外汇经过他们存放平津，所得利息以四六分，银行六成，银号四成；给予一定的透支额，让其周旋，等等。

1946年6月17日，边区政府依据边区境内各地的金融业发展，及时颁布了《边区银钱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张家口银钱业同业联合会”宣布成立。7月20日，《晋察冀日报》通讯文章给出评议：“张市民营银号发达边区银行尽力予以扶助，各银号均有厚利可得……各银号向平津的汇兑业务也很发达。”张家口传统的银钱业（金融业）在1946年上半年迎来了久违的发展机遇，为稳定边区金融市场、增加当地工商业的信贷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

边区政府领导下货币斗争中的其它问题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辖境内的货币阵地斗争还包括另外几个问题，作如下简单梳理。

边币与友币关系。

1945年10月4日，中央书记处在电告各中央局与分局的指示中，就各战略区部队相互间有大的调动，期间“因各战略区域票比不统一，致发生货币流通上的许多困难”提出了二条具体解决办法。由于“各战略区票比不统一”关系，形成了抗战胜利后一个短暂时期的货币市场流通困难现象。

八路军收复张家口后，成为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边区银行总行所在地。期间陕甘宁边区及周边解放区的部队、机关来往频繁，有部队或机关干部在前往东北解放区的途中经过张家口，或受阻后留在张家口，由此各友邻解放区的货币同时带到了张家口。边区政府结合中央指示，且为执行“边币一元化”基本政策，杜绝金融市场出现混乱，10月22日特发出“通知”：近来发现有人在张家口市面行使陕甘宁边区银行钞票、晋西北农民银行钞票、以及其他根据地银行之钞票，若不停止使用，深恐引起金融混乱妨害边币一元化。对于如何解决边币与友币关系问题，该“通知”告知了具体的操作方式。

依据历史文献，我们看到对于各解放区友币在晋察冀边区流通问题上，自10月4日中央指示发出，边区政府在11月19日的“关于货币斗争指示”中，具体提到了冀南钞、西北农钞、山东北海钞等友邻区货币，将其称为“有共同联合作战友邻区货币”。在边区“边币一元化”的原则立场下逐步采取了灵活措施，如对于西北农钞（晋绥钞）明确责成边区总行与晋绥区协商相关政策，对冀南钞责成冀中行署与冀南银行协商。主要协商兑换办法与比值，及各银行间的通汇办法。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晋察冀边币与友币可以相互流通发生在1948年10月之后的一个短暂时期，直至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

边区伪币市场中的“满洲币”问题。

伪满洲币流通于边区热河省境内，毗邻东北，边区政府在“关于货币斗争的指示”中提出“应根据边币一元化之精神，照顾我东北友邻地区，逐渐使之流入东北地区。”这个政策在抗战结束不久所提出是较为理想化的，实际上边区境内边币与三种伪币的斗争是不平衡的，而热河省内与伪“满币”的货币斗争落后于其它地区与其它二种伪币的斗争形势。1946年6月边区银行《对热河金融问题的初步意见》指出：热河边币市场仍局限于承德市周围，赤峰、围场、隆化等地，边币虽勉强可用……而广大农村（粮食、皮毛等）垄断于地主之手，由于地主支持伪币，阻碍边币的推行。另外还究其原因后指出：经济力量不足和政治动员做得不够，广大的农村合作社运动尚未展开……以推行边币为目的有组织的经济力量未达到农村，更谈不到深入农村，边币在农村既缺乏吸引力，就打不开市场。

对于伪满币的斗争，1947年5月的《南汉宸报告》客观地指出：“至今尚盘踞热河未逐出去。由此，边区辖境内“因为三种伪币情况的不同，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热河地区边币与伪满币在流通市场上的较量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

肃清杂钞、禁止白洋、打击金银投机。

1946年5月25日边区政府以财行字第77号令发布了《边区杂钞管理办法》，为贯彻“边币一元化”的政策，强调了边区境内“禁止边币以外的一切杂钞流通与携带”，目的为稳定边区金融秩序。该管理办法并无明确指证杂钞类别，由于边区辖境与境外连接地域广阔，各地货币市场情形复杂，对源自境内外贸易与商民往来所用杂钞，规定了强制性的措施细则，如：限期以牌价兑换、逾期贬值强制兑换；以万元为上下限按牌价贬值10%至30%兑换；倒卖杂钞渔利论罪等。

银元俗称白洋，为1933年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后的硬通货币。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权发行各种伪币，各抗日根据地发行本根据地“边币”，白洋的流通范围缩小。1945年抗战胜利前，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禁止使用白洋的指示（六条）》中辨明：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准许白洋在晋东北雁北流通，冀西可以携带白洋到晋东北雁北卖货以来，白洋流通范围日渐扩大，边币市场迭被侵占……对边币一元化政策，均有极大伤害，兹决定对于白洋采禁用政策，在执行上要逐步缩小流通区域。此项“指示”旨在逐步禁止使用白洋，对原有白洋流通范围作出了具体划线限制。

抗战胜利后，边区政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货币流通环境，其中“白洋问题却影响着全边区经济的发展……成为推行边币一元化的障碍”，故此1945年10月13日边区政府发布了“禁止白洋行驶的决定”，并且“重申前令，今后在交易中一律禁止白洋的行驶”。该“决定”虽然禁止白洋在边区内流通，但仍然对于“私人保存不加限制”，可以向边区银行兑换边币，从货币政策上逐渐动摇银元本位地位，巩固“边币”本位。

另外，在禁止白洋后，对于“区外金融波动蔓延及边区，奸商贪图厚利进行金银投机……为保护群众利益，禁止金银投机。”边区政府适时以财行字第74号令，“禁止金银私相买卖”，详尽地规定了生金银在边区内的存有准许、金银首饰业限制，私商买卖查扣没收，进出口境由银行收兑等政策。为保护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及时对金银投机予以打击。

结语

抗战胜利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晋察冀边区辖境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以《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所言为“解放战争中迅速成长壮大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冀东行署经过一段财经工作后提出了高度认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的经济，使人民大众从帝国主义与封建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丰衣足食。冀中党委也特别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主要任务，在整个新阶段中，要在全国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能建设新的，不仅在抗战中能建设，而且在和平时期亦能建设。不仅能治党，而且能治国。

“货币战是经济战线中的最高形式”，边区政府与边区银行，以及下属机关，在制定、指导财政金融货币战中面临许多繁杂问题与矛盾，但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分门别类、分阶段、分不同地域制定了相关政策与策略，并且在实践中逐步予以完善或修正，有效地把控了这段历史时期财经金融工作的局面。

1945至1946年间晋察冀边区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货币斗争时期，1947年5月“华北财经会议总结”道：“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8）》归结为“由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伟大转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分散隔离走向整合统一的成长壮大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政府迁址于张家口正是中国革命的“局部胜利”之一，一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城市”的探索性建设，并完成了货币斗争的艰巨任务。

当代史研究学者指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主体是当代经济史，同时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史。本文以晋察冀边区迁址张家口的短暂时期所历经的货币战予以述论与回顾，谨此纪念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胜利暨张家口第一次解放80周年。

（作者系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