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一统”石刻的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

本报记者 翟见英

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山的石壁上，一方镌刻着“内外一统”四字的摩崖石刻静立三百余年。楷书雄浑，字迹苍劲，右侧“康熙五十二年孟夏吉旦”与左侧“三晋张自成”的落款，无声诉说着一段盛世交融的历史。这座石刻不仅是清代边疆治理的实物见证，更折射出张家口作为民族交融枢纽的独特地位，以及“大一统”理念在中华文明中的深远回响。

从防御屏障到“天下一家”

张家口大境门，作为明代长城“四大名关”中唯一以“门”命名的关隘，自古便是中原与塞外的分界点。明代，长城内外以农耕与游牧为分野，张家口作为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的硝烟与茶马互市的驼铃在此交织。清军入关后，蒙古诸部归顺，康熙帝通过联姻、会盟等政策，将长城内外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内外一统成为现实。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摩崖石刻，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注脚。石刻中“内外”二字，直指长城内外从对立到融合的巨变。清代的大一统不仅是疆域的拓展，更是文化认同与政治一体的深化。康熙帝废弃修长城之策，转而以“民心为本”构建思想长城，石刻的诞生恰是这一治国理念的具象化表达。

边关武将的忠与思

石刻的刻石人张自成，时任张家口副将，山西五寨县人。据清道光版《万全县志》记载，其于康熙五十二至五十六年（1713-1717年）任职，统辖左、右、中三营游击，为当地绿营兵最高统帅。清代绿营作为汉军主力，承担边防要务，张家口副将归宣化镇总兵管辖，职责涵盖军事防御与边境贸易管理。

张自成选择在康熙六十寿辰之年刻石，既是个人忠心的表达，亦折射出边疆武将的政治自觉。彼时，蒙古各部于承德兴建溥仁寺为康熙祝寿，碑文直言“众蒙古部落，咸至阙廷，奉行朝贺”；而财力有限的边关武将则以石刻铭志，以“内外一统”呼应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整合。这种“表忠心”的行为，实为清廷“大一统”政策下地方与中央联结的缩影。

从历史遗存到文化符号

康熙五十二年，既是帝王寿辰的庆典之年，亦是清廷巩固边疆的关键节点。此前，康熙亲征噶尔丹，平定漠北，多伦会盟后，蒙古各部纳入盟旗制度，北方边疆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张家口在清代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张库大道”的起点——这条通往库伦（今乌兰巴托）的商道，使大境门外“店铺林立，牛马驼成群，各类货物堆积如山”。石刻所在的西山石壁，俯瞰着商旅络绎的古道，将“一统”的政治宣言与“互市”的经济纽带融为一体，凸显了张家口“武文化”与“商文化”的双重基因。

三百余年后，“内外一统”石刻仍是大境门景区的重要文化地标。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在此传递，古老关隘见证新时代的开放胸襟。石刻所承载的“大一统”精神，亦在当代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生。本地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修复大境门城楼及周边城墙，并将石刻纳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整体规划。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实物载体。

“内外一统”石刻，是张家口作为民族交融之地的历史勋章。它见证了长城从军事壁垒转化为文化纽带的过程，记录了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治理智慧。今日，当游客驻足石壁之下，触摸的不仅是康熙朝的盛世余温，更是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永恒基因。大境门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民族团结的史诗；而“内外一统”四字，则是这部史诗最凝练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