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谷郡郡治地望之辨析

陶宗冶

今年以来，我市历史文化溯源研究越来越热，特别是古地名的研究考证也日渐升温。很多过去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古地名，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出现了新的释义和分歧。如史料中的上谷郡郡治地望，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种观点认为上谷郡是怀来县历史上的大古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谷郡即今宣化城。到底哪种解读更为合理？笔者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进行考证并予以辨析，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据文献《史记·匈奴列传》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这是史料中对燕国北设五郡、筑长城最早的记载。其中对上谷郡郡治地望，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就是今天河北省怀来县的大古城遗址。

将大古城遗址认定为上谷郡郡治的主要依据是：文物调查在城内采集的遗物大多是战国与两汉时期的。所以大古城的始筑年代是战国，使用年代是战国到两汉。文献学的主要依据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上谷郡故城在妫州怀戎县东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汉为沮阳县”；《水经注》载：“清夷水又西迳沮阳县故城北，秦上古郡治此”；清光绪八年《怀来县志》上则说：“通志本古夷水，今讹为妫河也”。而今天妫河经城北向西流淌的古城，唯有大古城遗址的位置符合。另外，大古城城郭外形酷似燕国下都。结合城内采集的遗物中有战国时期的遗物，所以有的学者把大古城遗址看作是战国时期上谷郡郡治所在地。

但是，把大古城遗址看作上谷郡的郡治所在地，有两个问题尚存疑问。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认定大古城遗址为上谷郡郡治的主要依据是后世文献，属于间接证据，说服力不强。文献中年代最早的是《水经注》。《水经注》作于北魏（4—6世纪），《史记正义》成书于唐（7—10世纪）。按最早的4—6世纪计算，已离上谷郡设立的时间过去了800多年。800多年后追记800多年前的一个地名，出现与当时历史不符的情况是常有的事。至于后来的县志就更晚了，而且很可能直接引于前人所述。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大古城出土文物多为汉代器物，时间稍晚。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曾几次对大古城遗址进行调查，采集的遗物中有的是战国时期的，多数是汉代的，尤其是采集的建筑构件均为汉代的典型构件，加上当地出土的汉代五铢钱，说明人们在大古城居住的时间始于战国延续到汉代。根据采集遗物，大古城的修筑年代一定不会早于战国。那会不会是汉代修筑的呢？考虑到大古城有汉代的遗物，采集遗物中又有汉代的建筑构建，大古城战国开始有人居住，筑城于汉代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综合上述两点，将大古城定为战国上谷郡郡治所在地尚有商榷之处。

考古学是依据地下出土的实物考证讲解历史，文献学是依据古人留下的文字考证解读历史，两者研究的目的一样，依据材料不同。但用实物考证、解读历史，特别是先秦史，相对文献记载来说，无疑比后人对前人历史的追记更可信，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考古调查和发掘可知，在冀西北地区，张家口南部蔚县的代王城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领地。北部东起内蒙古兴和，然后蜿蜒向西延伸的长城是赵长城。而赵长城以东，在今天的河北崇礼区境内桦皮岭一带的长城是燕长城。桦皮岭长城以南的宣化、下花园，以及赤城一带，发现的战国遗存都是燕国文化的遗物。据此确定，战国时期张家口地区以东属燕国，以西属赵国。两国的分界大致北起张家口，南达蔚县小五台山。在张家口以东这片广布燕国文化的区域内，目前发现燕国遗物最密集的地方当推今天的张家口市宣化区。

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宣化府，因其“拱卫京师”的重要地位，在明代北部边防中居九边重镇之首。明朝政府曾长期在宣化府设重兵扼守。今天宣化古城留存的大多数古建筑就是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宣化既因西邻赵国、北拒东胡的军事地位成为燕国北部的战略要地。近年来，在配合宣化区开发建设中，宣化区文保所先后在宣化城区周边发掘出大量战国时期的墓群。截至目前发掘总数已近千座，年代大多属于战国中后期。有的还出土青铜壶、青铜戈以及玉佩和刀币，表明墓主人身份还很高。为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已发现的战国墓少于未发现和早年已毁坏的墓葬总数量，未亡的人数一定远远多于已亡的人数。如是，那么战国时期在宣化的常住人口应该不是小数，居住时间也很长，前后跨越了战国中后期近200年的时间。考虑到宣化在燕国所处的战略地位，这些常住人口中或许有不少就是燕国守卫北部边疆的兵将。战国中后期如此众多的燕国将士长期屯兵宣化，难道宣化仅仅是上谷郡辖下的一个守备之地吗？

考古证据表明，先秦以前，人祭是举行祭祖和祭神活动时才会有的重大礼仪。而且祭祖和祭神中，祭祖要先于祭神，祈求祖先的保佑高于祭神。这和当时还没有出现宗教偶像有关。其实在我国，祭祖一直先于祭神。商周时期的人祭，包括“献俘礼”，祭祀场所多在当时最高等级的宫庙周围，例如周武王伐纣取胜后“射殷俘后砍其头以举行人祭”。1999年，宣化区农行家属楼基建工地发现战国时期的人祭遗迹，55颗人头骨散乱排放在一条长30米、深0.4米的沟渠中，其中一颗头骨上还留着一枚射入的青铜箭镞。这说明当时的宣化有燕国人高等级的祭祀地，而一次祭祀就用55颗人头，又证明祭祀的规格很高。将当时人们最看重的祭祀礼仪，以及规格很高的祭设场所放在宣化，表明宣化在战国时期是燕国一个很重要的北方重地。

此外，还有一个考古证据：宣化区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中有一件三件陶釜套接在一起的瓮棺葬具。其年代属战国中晚期，出土地点是在宣化区东城墙的一段塌陷区。据原宣化文保所所长刘海文介绍，发现时瓮棺紧依城墙夯土。说明瓮棺下葬时这里已经有城墙了。我们知道，现在的宣化区东城墙是明代的。在明代塌陷的土城下发现战国瓮棺葬，而且这具瓮棺又是直接埋在城墙底部的夯土旁，说明后来明代的土城是包建在比明代早的古城之上的。否则这种现象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的道理，战国时期的瓮棺下葬在已经建筑好的城墙下，这个城也绝对不会晚于战国。另外，在城墙下埋葬瓮棺，墓地埋瓮棺的现象在宣化区战国时期的西阳城、庞家堡白庙墓群也有发现。说明战国时期在城墙下埋葬瓮棺不是孤例，极有可能和当时的葬俗有关。宣化区这具瓮棺葬具的发现，证明战国时期的宣化已经有城。只是后来随着宣化地区战略地位不断地提升，城区不断地扩建，这座古城逐渐被毁或被包建在明代城墙之中了。

有城、有人祭、驻军人数又很多，且位置又在燕国与赵国交界地，年代均在战国中晚期。这一系列考古证据都与记载中位于燕长城最西端的上谷郡相吻合。河北省文物局刘建华先生认为，燕将秦开破东胡的年代应该在燕昭王时期，即公元前四至公元前三世纪。因为燕昭王时期燕国国力最强。只有昭王时期燕国才有却胡千里、筑长城的可能。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燕昭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正是战国中晚期，与宣化发现的战国时期墓葬年代相符。因此，燕昭王时大将秦开却胡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的记载与宣化的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

怀来大古城和宣化城二者相比，宣化在文献对照方面劣于大古城，但大古城发现的遗迹、遗物却远不及宣化。考虑到记载上谷郡郡治位置的文献出现的时间已距上谷郡存在的时间相隔久远。所以，文献记载的地理位置应视为参考，不宜作为主证。现在看来，宣化城可能才是真正的战国时期上谷郡郡治所在。

（本文作者系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