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泥河湾走出的农民考古技工

进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在面朝正东、巨如崖壁的泥河湾猿人主题雕塑下举目西望，视线所及之内，千沟万壑交错、台地坡梁遍布。

泥河湾，本是河北省阳原县东部、桑干河上游一个小村的名字，如今以它定名的泥河湾盆地，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100年来，泥河湾盆地已先后发现远至200万年前，近至1万年前，多达400余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这里接连获得的重大考古发现，正在不断刷新甚至重新定义着已知的人类起源。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泥河湾考古取得的一次次重大发现，除了各界专家、学者考察研发的核心主导作用，还另有当地农民，特别是阳原县农民深度参与其中的绰绰身形。

他们的经行所遇，常被专家学者挂在嘴边津津乐道。他们的深度参与，成为中外考古学界少有的一大特色。他们，拥有一个响亮的称谓——阳原农民考古技工。

无意的发现掀开遗址面纱

“泥河湾盆地，一是有醒目良好的晚新生代地层剖面，盛产古哺乳动物化石和古人类遗迹；二是有一批熟练的科学考察技工，他们是捕捉化石和旧石器的能手。全世界除了泥河湾这个地方，还没有过这么多人，不仅能发现而且基本上还能判断发现物的好坏，并能主动地去协助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如果说有关的科学工作者是旧石器时代科学事业的一砖一瓦，那么这些技工就是成就泥河湾的无名基石。”

这段文字，是记者日前在阳原县大田洼乡东谷坨村采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卫奇老先生时，他多次强调，过后还专门以电子邮件形式发来的内容。

今年82岁的卫奇，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其后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并留所工作。

怀着要像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那样的远大志向，从1972年任助理研究员开始，卫奇就把泥河湾盆地作为了自己的长期野外考古基地。

从退休前每年不断往返，到退休后每年至少5个月住在东谷坨遗址所在的村庄民宅，卫奇仍在乐此不疲地和他发现的各种化石、石器标本打交道。这个曾给自己微信取名“泥河湾猿人”的老人，说自己至今都坚信泥河湾盆地有猿人头骨化石的存在，只是发现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他现在依旧保持着野外走走转转的习惯，“没准哪天能碰巧找到个猿人头骨呢”。

在他清晰的忆述中，有关阳原县农民参与泥河湾等地野外考古的事例，显得格外鲜活生动、传奇感人。将这些不同年代的故事和记者的走访了解相互串联、彼此印证，更是令人对那些阳原农民考古技工肃然起敬。

按照卫奇的说法，阳原县农民和泥河湾考古工作真正结缘，最早要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王择义先生1965年来到泥河湾，在虎头梁遗址找到重大考古发现算起。

1964年，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学专业学生夏正楷在老师欧阳青带领下到泥河湾盆地考察，在虎头梁遗址发现了多刺鱼化石。得知虎头梁发现鱼化石，第二年王择义等人受所里指派，专程赶到这里采集鱼化石。

其间，王择义一有机会就问当地老百姓：“哪里有龙骨（当地老百姓管化石叫龙骨）？”于是有人就告诉他哪里有龙骨。按照老百姓指点，王择义在那里竟然挖出了一个犀牛（披毛犀）头骨化石。

在虎头梁挖出动物化石后，对旧石器也很感兴趣的王择义还想再找找有没有古人类用过的石器。见老百姓听不懂什么叫石器，他又改口问“哪里有火石？”因为火石从形状到硬度和石器多有类似，老百姓容易听明白。

很快就有两个小伙子，一个叫王明堂，一个叫王文全（后来都成了有名的考古技工），一下子给他抓来一大把火石。王择义一看大喜，说：“这都是细石器啊。”接着，在王明堂带领下，王择义又来到发现“火石”的王明堂家高粱地里，确定这些细石器的埋藏位置，就在高粱地边上一处地层剖面里。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在地层里发现旧石器晚期2、3万年的细石器。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卫奇说，“我国此前虽然也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发现过细石器，但都属于是地表发现，因为没有所在地层根据，因而无法确定石器的形成时间。”

7年之后的1972年，随着科研环境有所好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卫奇两人一起来到泥河湾，正式开始发掘虎头梁遗址。1977年发表正式考察报告，报道中国第一次从地层里发现了细石器。

后人不应忘记，当年正是因为两个农民后生的无意发现和热心指点，才帮助专业考古人员一点点掀开了虎头梁遗址的面纱，找到了有地层根据的细石器存在。

从王择义在虎头梁遗址的意外考古发现开始，泥河湾盆地迄今已发现了2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100万年、200万年的遗址发现就有50多处，而目前全世界这样的发现，还不到100处。“这说明，世界上100万年、200万年的遗址，主要发现地在泥河湾。”说到此处，卫奇面露激动与自豪。

如此久远、众多的遗址发现，让我国考古学家们更加坚信，除了目前在许家窑遗址发现的10万年前人类头盖骨化石，被国外学者称为“真正的东方奥杜威峡谷”的泥河湾盆地里，肯定还会有更古老的猿人骨骼化石存在。“只不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有运气碰到。”卫奇坦言。

泥河湾盆地捕猎化石世家

“这一系列众多的考古发现，基本上都和泥河湾的农民考古技工有很大关系。现在这里最有本事、特别出色的农民技工还有十几个。这些人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不仅和专业人员一同参与考察，而且一去就能有发现。”1993年以执行队长身份，带领王明堂、王文全等几名阳原县农民技工进行三峡旧石器遗址考察的卫奇评价说。

接到此前别人没有找到任何石器发现的三峡科考任务后，研究所领导曾颇为担心地问过卫奇：“你有什么办法？”卫奇回答说他有两个信心依据：第一是三峡的东西南北四面都已发现有旧石器，因此三峡不可能没有；第二是他手下有一批会找石器的人——阳原农民考古技工。

到达三峡后，科考队决定沿着曾经是河湖边缘的地层开始考察。因为古人多是选择靠近河湖有水的地方生存活动，容易在这种地层留有遗迹。

一开始，卫奇就带领王明堂、王文全等人分成三个小组，分别沿上中下三个高度寻找旧石器。快到奉节县时，在中线40米高度寻找的王明堂小组终于发现了石器。

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几处旧石器遗址，以及很多十来万年、几千年的新石器遗址。“1993年、1994年两次三峡科考调查取得辉煌成绩，这些农民技工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每一处发现都当场进行专业鉴定的卫奇说。

随队参与科考并负责联络考古技工的阳原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成胜泉，说起自己这些阳原老乡的本事，更是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哪里需要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哪里就会有阳原县农民考古技工的身影。

这些一有任务通知就出发、回到家里就去种地的农民考古技工，不论是在泥河湾盆地的各个遗址发掘点，还是在其他多个省份的野外考察地，都凭着“脑勤、腿勤、手勤”既能吃苦又用心学习的精神，凭着长期实践练就的善于发现、能够发现的专业技能，在国内考古界以及当地社会上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那天在东谷坨村一处农宅采访卫奇的时候，白瑞花匆匆过来打了个照面，就又回到自家那间摆满编号的古地层土样标本储藏室，一件一件地细心整理起来。

她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常年为有关科研单位收集和加工古地磁测年土样。白瑞花说，这些土样标本全都来自于考古工作者发现化石、石器的土层。“这些日子可忙了，接电话都是简单说几句就挂断。”白瑞花一边细心整理着土样标本，一边告诉记者。

最初白瑞花家简直就是考古队在泥河湾的编外大本营，不少考古专家都曾在她家吃住过。从1981年就跟随父兄和考古队一起进行野外调查，到成家后和丈夫、儿子、女儿同样专注考古调查，今年58岁的白瑞花，已然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考古技工。

而她参与野外考古调查以来最难忘、最自豪的事情，则是2007年和丈夫贾全珠一起，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员牵头的考古调查期间，在阳原县化稍营镇钱家沙洼村，发现了一具相当完整的早更新世草原猛犸象头骨化石。

回忆当初发现猛犸象头骨化石的场景，白瑞花说那天她和丈夫像往常一样，来到调查组划定的区域，拿着考古专用的手铲、手锤边走边察看，突然她发现不远处土层里凸出来一块东西，像是老乡挖地时碰到后又放弃的树根。待走近仔细一看，白瑞花不由得惊呼一声“这是化石啊”。

两人试探着用手铲拨了拨化石周边的土块，凭借多年参与野外考古调查的经验和直觉，二人断定这一定是个大东西，立刻就向考古队专家报告了情况。经过组织后续专业性发掘，这具极为完整的猛犸象头骨化石，最终得以重见天日。

卫奇说，1972年曾在泥河湾村上沙嘴出土过一具完整的更新世早期的纳玛象头骨化石，显示纳玛象物种在泥河湾盆地的出现时间比印度纳巴达河谷的正型标本要早。而草原猛犸象头骨化石的发现表明，泥河湾盆地的记录是相当早的。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还曾在日本古生物学界引起过轰动。

采访中记者得知，白瑞花的儿子贾真岩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石修理室工作过多年，也参加过不少野外化石考察及发掘活动，至今还在参与野外考古调查。现在他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调查、发掘、修理、制作模型和化石装架等全部过程。

白瑞花的女儿贾真秀从小跟着妈妈到发掘工地，对石器很早就产生了兴趣。上大学后她立志搞旧石器研究，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工作，目前已在那里初步发现了旧石器。

鉴于白瑞花一家多年参与、协助科考调查的不凡经历和突出贡献，卫奇曾撰文称其为“泥河湾盆地捕猎化石世家”。

有意义的科学考察

说到阳原县农民考古技工，大田洼乡岑家湾村的白日有名气很大，当地人甚至说他只需看一眼面前的化石、石器，就能给出专业性初步判断。在白日有家的土炕上，这个平时走路都习惯性低头看脚下有没有东西的62岁农民，说起自己与泥河湾考古的机缘巧合，憨厚诚恳中一直透着几分谦虚腼腆。

1992年6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谢飞等旧石器考古专家来泥河湾组织发掘陈家湾遗址，发掘点就在离白日有家几百米的地方。“当时考古队里有个技工是我亲戚，我就常到现场看他们怎样挖化石。”白日有说他看着看着，突然想起头年自己在马圈沟那边放马时，也见到过挺大一块类似化石的石头，就问考古队要不要。

考古队马上说“要”，白日有便赶着马车去马圈沟拉那块“自己几乎抱不动”的大石头，装车后往回赶，正要经过一个20多米高的土坡时，坡顶上突然掉下一大块粘土，把眼前的路给堵住了。

白日有只好下车去搬这些土块，在搬的过程中，他发现土块里竟然有些小石片、小石块，形状和他在陈家湾发掘点看到的石器几乎一模一样。

考古队一看白日有带回来的东西（马头骨化石、石器），第二天就让他赶紧带路去了那个地方。后来谢飞又专门让他领着到那个掉土的地点，经过仔细勘察，终于确定了埋有石器的土层位置。

有时候，某一个代表性的起点，或者说里程碑式的折转，也许就是从一次偶然开始的。就是白日有的这个先是无意、后是有意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后来“意外惊喜”地发现了马圈沟遗址，并随着后续10年间在这里多个文化地层的考古研究发现，将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幅上推到了200万年前。

我国考古学家认为，马圈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约200万年前的泥河湾地区，有着古人类生活的直接证据。它不仅为泥河湾旧石器考古提供了坚实依据，找到了中国猿人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对世界关于人类单一地区起源的认识提出了挑战：人类不仅可能从非洲的奥杜威峡谷走来，也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

也就是从最初发现马圈沟遗址开始，白日有就和考古调查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在后来的发掘调查中首先发现并识别了一块猛犸象门齿化石，还跟随考古队走遍泥河湾各大遗址发掘点，并走南闯北到过多个外地考古现场参与旧石器考古野外调查。

现在白日有不仅掌握了野外考古发掘的基本知识技能，能够熟练进行现场清理、文物标号、打指北针、测量倾角等工作，还能够独立完成对各种化石、石器残片的后续拼合、复原。“这是个需要特别细心和耐心又很专业的活计，有时候拼合一件标本需要好几天时间。”因为长期在灯光下近距离拼接修复文物，眼神已略显浑浊的白日有说。

野外考古调查基本上去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有时一出去就是一整天，风餐露宿非常辛苦。白日有说，有一年冬天他们到山西进行野外调查，进山时正好赶上下雪，爬到半截发现路已经滑得没法再走了。此刻，脚下是又高又陡的山坡，旁边是十几丈的深渊，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只好把鞋脱掉两脚单穿着袜子，一点一点地从山坡上试探着缓缓蹭着下来，好不容易才返回营地。

1992年就接触旧石器考古调查，从最初的懵懂好奇到后来的熟悉熟练，其间还把儿子白惠元带入这一行，一同成为一众考古技工中的高手，谈起“一手攥手铲、一手握手锤”一直坚持到现在参与野外考古调查的真实感受，白日有说除了有比种地高些的收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意思，喜欢”。“感觉国家下这么大气力在泥河湾开展考古调查，就是想弄明白远古人类是怎么在这里生活、生存的，这是一种很有意思、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对泥河湾农民考古技工的作用和贡献，有关科研单位、地方政府，一直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2015年，阳原县隆重授予胡忠、白世军、王明堂等10人“优秀农民考古技工”称号。在2021年举办泥河湾考古发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特别将成果展览的首场参观礼遇，给予了周边村庄的农民老乡，以示对泥河湾本地住民和农民考古技工的敬意。

此外，这些农民技工还有不少人被相关科研单位聘为长期合同工，工作环境、工资待遇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和保障。

“我在泥河湾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已经50多年了，不论是写论文还是到国外作报告，我都会把最初发现标本的农民技工名字写上去、说出来。因为我知道，我能写出论文、上台作报告，实际上是我沾了泥河湾的光，沾了泥河湾农民考古技工的光，这丝毫不影响而且有益我从事的专业研究。搞旧石器考古研究，走群众路线的调查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在采访卫奇先生即将结束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言之切切地表示。（摘自《农民日报》作者 孙维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