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源看四台

2023年，注定是尚义四台遗址迎来高光时刻的一年。从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到国家文物局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发表论文正式命名尚义四台遗址为“四台文化”，到四台遗址获评2022年河北省六大考古新发现，一项项重磅成果、一个个重大新闻在短短半个月内接连发布。

是什么将全国的目光吸引到地处坝上高原的尚义县四台蒙古营村？四台遗址为什么判断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这对张家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本期考古纪实，让我们再次将目光锁定尚义四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再探中华文明曙光初现之地，再揭“四台文化”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王宸胤

2022年6月至7月，本报记者撰写的一组考古纪实系列报道几乎将全国考古学界的目光聚焦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庄——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四台蒙古营村。因为这组报道，一个考古发掘长达8年多并仍在持续的神秘遗址首次露出了来自史前文明的生动面容。

它就是最近半个月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尚义四台遗址。

历史缘何选四台

2023年2月3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启动初评，张家口市尚义四台遗址成功入围；

2023年2月13日，国家核心期刊《北方文物》今年第1期，刊发了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撰写的学术论文《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文中首次将尚义四台遗址命名“四台文化”。

2023年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所发布的五个项目中来自河北省的重大项目正是尚义四台遗址，四台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

2023年2月18日，2022年河北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尚义四台遗址获评。

半个月里，重磅新闻一个接一个，尚义四台遗址产生的轰动效应几乎成了全国“爆款”，获得了考古学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那么这个遗址有何独到之处呢？

一说遗址，几乎所有人想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距今多少年？

此前，记者只报道了发表于2018年的《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中对四台遗址年代的测定——四台遗址1号和2号两座房址内出土的两件木炭标本年代值均距今765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

而在2023年第一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0年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新发现——四台遗址不仅有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遗存，还新发现了距今10400至9000年前的遗存。

这意味着：四台遗址实现了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链接。

1万年前，人类是怎样的“人类”？

“人猿相揖别”，人类进化的漫漫长路在今日看来仿佛“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万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在古张家口的大地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176万年前，今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附近的马圈沟一带水草丰茂、动植物丰富，某一天，一群生活在这里的远古先民发现了一只深陷泥沼的大象，他们搬起石头、挥舞木棒，冲向沼泽，棒打石砸，果断又强悍地终结了大象的生命，然后，他们用锋利的石片或石器豁开大象厚厚的皮层，割肉吸髓，享受了一顿难得的大餐。

我们移动时间的坐标轴会看到，一百多万年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越来越聪明，他们学会了用火，能制造越来越精细的石器，甚至粗糙的陶器；他们除了狩猎、采集，还掌握了耕种。而这个时间点就在1万年左右，地点就在今天的尚义四台。

前有阳原泥河湾，后有尚义四台，今天的张家口为何会成为远古先民告别茹毛饮血、推开文明大门征程上的重要之地？让地质学与考古学来告诉我们答案——

从距今一亿多年前的中生代开始，古张家口地区的地壳运动活跃，断裂沉降加剧，形成了一个个断陷盆地。泥河湾盆地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断陷沉降速度加快，山高水深，演变为一个个广袤的湖泊。泥河湾古湖面积最大时达9000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附近不仅生存着大量古生物，不断出土的石器还为我们讲述着关于古人类更古老的故事。

2015年，考古工作人员在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了13件蚌饰，都是河蚌，顶端穿孔。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河蚌当年应该是用毛绳一类的细物连在一起，类似一串项链。再联系到四台遗址土层里的孢子花粉分析，当时房址周围生长有芦苇和竹子，可推知那时候这里气候温暖、水草丰茂，水里有鱼、蚌一类水生的动物。

今天，虽然张家口坝上地区已经地处内蒙古高原的南缘，气候、环境与1万多年前差别巨大，但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尚义四台一带却是温暖湿润、草木繁盛、食物充足，适宜先民居住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张家口不仅是旧石器遗址的宝库，还是新石器遗址的重要之地。在古人类不断演化的征程上，张家口始终是重要一环。四台遗址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证实了这里曾是新石器时期先民居住、活动最密集的地区，人类演进的足迹在这里从未中断。四台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

2016年秋天，四台考古队部分队员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王培生带领下，带着四台出土的一件陶罐，几件石器和陶片前往北京，拜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当大家从箱子里拿出陶罐时，张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自己来的还是带押运车来的？当得知是“自己开车来的”后，张先生说：“你们胆子真大，这东西太重要了！”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张先生一直在认真看、摸每一件陶器和石器，就是那几片小小的陶片也翻来覆去看了多遍。最后，张忠培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抱了个金娃娃！这个遗址是河北自1933年发现磁山文化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太重要了！你们要把今后的工作做细、做好！”此情此景，队员们至今难忘。

本次获评2022年河北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还有阳原县泥河湾新庙庄遗址。四台与泥河湾，堪称考古发现的“双子星座”，它们闪耀的光芒，令人炫目！

远古文明在四台

一直以来，我们难以确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是如何艰难走过茹毛饮血的征程，又是何等坚韧地推开文明世界的大门。如今，尚义四台，将揭开这些久远谜底的部分答案。

四台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掘至今，发现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是近年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一处年代最早、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这些房址和文物将为我们还原以“四台文化”为代表的“四台人”曾经怎样生活——

这里曾有或趋于成熟的农业生产。2015年，四台遗址挖掘之初，考古人员怀疑是个古墓葬。但随着挖掘的深入，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等用具和方形遗迹的出现，考古人员恍然大悟：这处遗址不是墓葬，而是房子。这是新石器先民居住过的房子，那些用具是他们的生产工具。

他们用这些工具来加工什么呢？考古人员尝试着从石磨盘缝隙里提取出淀粉颗粒送往实验室分析，结论让人吃惊——淀粉颗粒为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这就是说，至少8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经在加工谷、黍类食物，甚至可能是较为熟练的加工，因为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铲等生产工具成组配套、为数众多，说明农业已有一定规模。

记者在张文瑞先生的学术论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四台遗址同样发现了粟黍和小麦族等植物遗存，而四台遗址出土大量石磨盘和石磨棒，还有许多石杵和饼形器……而且制作更加精致，类型多样，穿孔石锄、双亚腰石锄等的出现，更便于操作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这也充分证明在四台文化时期农业或已趋于成熟。”

成熟的农业生产必然带来人口数量的增加。从探明的15万聚落范围可知：这里曾有为数众多的人口。

2003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1500余粒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碳化谷物标本。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敖汉旗成为全球重要旱作农业文化遗产地。

历史的巧合让人惊叹——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的谷物距今7650年，这个年代数值和四台1号和2号两座房址数值一样，说明早在8000年以前，中国辽西和冀西北粟黍种植已经相当普遍，这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

最新的发布资料显示，尚义四台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筒形罐、板状器等，器表戳印圆圈纹或压印折线纹、网格纹。结合器型，考古人员分析，它们首先都是生活中日常用具，功能上，它们集炊具、盛储、汲水等功能，可谓一器多用。

有得吃、有得用，下一个关注点就是住。在四台遗址，考古发现4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证明这里曾有或为“村庄”雏形的聚落。

记者曾有幸进入四台遗址考古现场，观察发现这些房址都比较小，每个房址有几个柱洞，柱洞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一个房子的大小，插进柱洞的树干的高度基本上决定了整间房子的高度。

这种建筑形制虽然原始，但它是人类在生存方式上，从寄生于山洞走向定居于房屋；从流动性狩猎采集走向开始农业种植的重要一步。这些成组房址是北方地区最早的定居“村落”，为研究旧——新石器时期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一系列重大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

至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在一处被森林和湖泊环绕的坡地上，周围绿荫满地，一座座半地穴房屋散布着，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脖子上戴着用河蚌或兽牙做成的项链，有人在采集，有人在狩猎，还有人在耕种。他们将收获的谷子、黍子先放在大小石磨盘上，用石磨棒碾碎，然后用石铲将加工好的“粮食”铲到“锅”（陶罐）里，再加入从淖、湖里取回来水，最后把“锅”架在火上，等待烹熟。一幅带着烟火气息的“四台先民生活图”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看到这幅图，你可能会问：“拥有如此面貌的远古文明，是不是四台独有？”

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初步判断尚义四台遗址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几乎是同一时间，张文瑞在学术论文《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中这样写道：“2010年以来，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相继发现了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文化遗存……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小平底弧腹筒形罐为代表的四台文化……面貌独特，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尚义四台遗址，这支新的考古学文化，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台文化。

融汇多元话四台

“四台文化”的判断和命名究竟为何如此重要？就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2015年四台考古队顾问、我市考古学者陶宗冶。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考古界用来指不同文化性质的考古遗存。换句话说，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指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里生存着的不同的人类群体。同一时间中，不同人群之间相互往往有交往有融合，但也各有自己的中心分布区。”

结合四台遗址，陶宗冶娓娓道来：“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主要依据是它的文化有没有独特性。四台遗址在陶器纹饰、器形等方面，和化德裕民、四麻沟、康保兴隆遗址虽有相像，更有区别。它们之间不像是同一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而像几种文化的交流交往关系。所以，以四台文化为代表的四台人是和周邻文化有交往，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群人。四台文化的命名，标志着张家口第一次有了一个以张家口地域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它与泥河湾共同构建了人类早期文明起源的序列。这是省、市两级考古人近十年辛苦付出，取得的考古成果。”

就四台遗址的考古发现对张家口地区的历史文化意义，记者有幸采访到四台文化的命名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他说：“尚义四台遗址早期遗存第一、二组房址中发现的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石器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证据。这一重要证据发现在四台，发现在张家口，说明张家口这个区域对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

在发布资料中，记者发现：“四台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早期草原之路形成与发展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这不禁让记者想起了四台遗址出土的那只“大口尖圜底罐”。这件陶器全国仅此一件，而它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十分相似。

对此陶宗冶表示，“四台文化”的文化元素是多元的，它里面有着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印记。他还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三岔口”论——

“在四台文化里，我们看到了属于辽西地区的文化元素，也看到了南西伯利亚文化的元素，还看到了与泥河湾一脉相承的细石器，由此可推出一个类似‘丁’字路口的‘三岔口’——辽西文化东进融入四台，泥河湾文化北传路过四台，南西伯利亚文化南下来到四台，而四台正好是三条文化线的交汇之地”。

陶宗冶说：“张家口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是山西、内蒙古和辽西古文化交往的三岔口。新石器早期也有三岔口，说明张家口人类文明不仅出现得早，而且又是多元文化交往融汇之地，这是张家口这个区域不同于其他区域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个观点新颖独特，记者颇感震撼。在张文瑞先生的论文结语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这些文化遗存体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于贝加尔湖的一些民族不断沿着这条通道南下，抵达内蒙古高原地区，有的在河流阶地或湖泊周围定居下来，与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交流融合，从狩猎采集到种植农业、繁衍生息，融入当地文化系统；有的则成为匆匆过客，仅留下一些生活遗迹或遗物。”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口万口说四台。四台遗址的火爆令张家口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记者问张文瑞先生：“您认为，这对张家口的考古工作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张文瑞说：“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发掘四台文化遗存，弄清四台文化房址分布状况、聚落结构，开展四台文化的文化谱系研究，探索农业起源、形成和发展，旧、新石器过渡动力和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回望历史，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用无数次艰难的探索，才推开了文明的大门，实现了和依旧茹毛饮血的其它动物彻底分野。而他们留下的这些石器、粗陶中，蕴藏着洪荒时代的古人类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等众多信息。

展望未来，随着四台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谜底将被揭晓，张家口，这座融汇多元文化的万年高地，必将在研究燕辽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燕辽地区区域文化传统、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领域书写新的篇章！

记者手记

文明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王宸胤

气势恢宏的博物馆里，面对数以千计的展品，我们的目光常常会被光彩夺目的金银器物、温润雅致的玉雕精瓷所吸引，因为炫目，也因为熟悉。

而石器时代的展厅里，那些“灰头土脸”甚至“其貌不扬”的粗陶瓦砾、石头工具的展柜前，甚少有人会兴致勃勃，因为粗糙，也因为陌生。

这些带着远古尘埃的器物来自洪荒时代，彼时，“人类”还是一个姑且被称之为“人”的生物种群，用了不知多久、不知多艰辛的努力，才与野蛮说再见，向文明挥动双臂。而今天，我们面对它们，茫然多过了然。

初涉考古，望着旷野中的探方，看着逐步裸露出的累累白骨，我不禁被吓得后退，恐惧多过好奇。也是在这一刻，我真切的感受到———这里曾经生活过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祖先就在这里。

再进博物馆，面对昔日走马观花而过的石器展厅，突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从泥河湾到四台，从石球到石磨盘，从穴居到房址，山水掩映下的塞外大地上，中华文明的曙光被点亮，“万花筒”般绚烂的文化被孕育。

再赴考古发掘现场，一望无际的旷野上，考古队高高飘扬的红旗仿佛海上的灯塔，为所有心甘情愿扎在这人迹罕至之地的考古人守护理想的高原。探坑内的他们，灰头土脸的样子乍看像个农民，但是用小毛刷剥离土层、提取文物的样子，让文化与科学之光在头顶闪耀。这光照亮了他们，也照亮了我们。

突然之间，我对考古产生了莫名的兴趣；突然之间，我想写下考古人的故事。但，真的很难。

完全外行的我开始整箱买书、整天读书，即使如此，也只能在采访中听懂一两个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像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都会想起古稀之年仍心系张垣大地考古事业的陶宗冶老先生，都会想起在风吹日晒的旷野里一蹲就是几年、十几年的考古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又一个石破天惊的考古大发现被广为人知，一个又一个中华文明的谜团在慢慢解开，而他们，却甘愿像个“农民工”一样，带着知识和意志走向新的旷野。

愿，考古纪实系列报道能让石器展厅里的你，放慢脚步、细细欣赏，与考古人共同复活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聆听来自旷古的文明回声。

愿，考古纪实系列报道能让所有人对考古和考古人多一点关注，多一些理解，多一分尊敬！